宽容与决绝：弘治皇帝对前朝弄臣的大清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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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迎着无际的黑暗，朱祐樘默默地拔出那把磨砺了十多年的帝王之剑，勇敢地出招了。

　　朱祐樘给大明王朝“换血”的第一个对象，是成化朝留下的那些传奉官们，以及他们的老领导：粱芳。他动手很快，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即位，十月就开刀了。
　　
　　所谓树倒猢狲散，两千多所谓“传奉官”相继被罢斥了，李孜省被抓起来了，粱芳也被抓起来了，滚蛋的滚蛋，坐牢的坐牢，总之别想继续招摇撞骗。
　　
　　为什么先拿他们开刀？首先，这些人劣迹斑斑，民愤官愤极大，朱祐樘即位后言官们首先弹劾的正是这帮人。其次，这些人都是些皇权制度下的寄生虫，根基不深。一句话：最该收拾又容易收拾，不拿你祭旗拿谁祭旗？
　　
　　唯一漏网的就是那个色鬼和尚继晓，这厮滑头得很，见势不妙拔腿开溜，跑回老家江夏去了，还安安稳稳地过了一年太平日子。这家伙自我感觉太过良好，躲了几天以为风头过了，竟又出来招摇撞骗不说，还拿黄绸布把自己右手包起来，逮谁跟谁吹：想当年，咱用这只手和皇上握过手来！
　　
　　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。弘治元年六月，吏科起事中林廷玉上书弹劾继晓罪恶。朱祐樘着即下令捉拿，经刑部会审，继晓被处以死刑，老婆孩子统统充军。拜他当初“胜利大逃亡”所赐，刑部，大理寺等部相关官员，全因渎职罪遭惩处。
　　
　　继晓应该感到荣幸的是：他是上千传奉官里唯一一位经法律程序被判为死罪的，不过他也同样应该感到沮丧：按照相关规定，他所有的罪过都在大赦以前，所以理应赦免，至少拾一条命没问题。可谁叫他民愤太大？所以，一刀宰了。
　　
　　李孜省也好不到哪去，大概是多年操劳于科研开发工作，把身体累坏了，还没等着司法审判，就先熬不住监狱非人的生活，彻底见玉皇大帝去了。
　　
　　至于成化朝三大混蛋里唯一的幸存者，粱芳则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蹲了几个月监牢后被罚充军，更倒霉的是，刚劳改了没几天，赶上继晓落网，一翻旧账，又被拉出来加了五十大板，却总算没打死，拖着打着半死的身体继续“重新做人”，终于在高强度体力劳动和高密度口水唾骂中卑微地死去。作为仇人，朱祐樘对他已经足够客气，可终究罪有应得。
　　
　　伴随这一切，所有成化朝时代诸如修楼盖庙，做法拜佛之类的荒唐事，统统叫停；已经上马建设的工程，统统下马；强占的民田，统统发还；有恶行的采办官，统统收拾。总之，人心大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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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惩办奸恶的同时，朱祐樘当然也没忘记一个最该回报的人：怀恩。
　　
　　在凤阳做苦役的怀恩被召回来了，恢复司礼监原职，他的亲信陈准、萧敬等人也相继执掌了大权，在成化朝做了“万年老二”的他，终于一统太监界，成为太监干部队伍里当之无愧的一把手。
　　
　　不仅如此，为迎接怀恩的归来，朱祐樘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，在彩旗鼓乐齐鸣里，朱祐樘亲自在宫门外迎候怀恩的归来，牵着他的手一起走进去。就象十多年前，勇敢的怀恩牵着他的手，走过无边宫廷黑暗时的样子一样。
　　
　　面对这份恩宠，七十多岁的怀恩老泪纵横，连连推辞。
　　
　　怀恩，受之泰然吧，这一切都是你该得的，虽然你是个太监，却是大明朝二百七十年历史上，最男人的太监。
　　
　　宦官收拾了，传奉官收拾了，成化朝“利益集团”的中枢组织与内部组织相继解决，但朱祐樘明白，这些都是最容易解决的事，可以快刀斩乱麻，但接下来的事，却并不容易，也来不得急切。
　　
　　先是外围组织：政府。
　　
　　这个政府早就“名满天下”了。“纸糊三阁老”“泥塑六尚书”的名号不是吹的，可有一点朱祐樘清楚：所谓“纸糊”“泥塑”都是讲他们干工作的素质，在蝇营狗苟钻营的事情上，他们都是一群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油条，既不“纸糊”，更不“泥塑”。
　　
　　对此，朱祐樘早就深恶痛绝，比如那个淫僧继晓的事，自己早就下令严惩，可上上下下联手欺瞒，还是让他跑回老家晃荡了一年多，刑部不管，大理寺不管，地方官更不管。这样的政府，不整顿怎么行？
　　
　　可多年以来，满口仁义道德的他们都在贯彻一个信条：腐败并不坏，皇帝怠政更没什么不好，有权就能有吃有喝还有拿，国家本不是我的。励精图治？实际利益受损最大的就是他们，所以拉帮结派，发动集体主义精神，誓把腐败进行到底。这样的环境，不讲究些方式方法是不行的。
　　
　　而且，还未等朱祐樘出招，以万安为首的“纸糊三阁老”们，就先给他来了个下马威。
　　
　　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距朱祐樘登基即位，仅仅只有十五天，以万安为首的内阁，以及吏部、兵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刑部、工部六部尚书，集体上奏折辞职。
　　
　　这些人里，有闻名远扬的昏官，也有为数不多干过点正事的能臣，当然，在“纸糊三阁老”的领导下，指望他们良心发现，主动做自我批评甚至挪屁股腾地方，那是相当的不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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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先皇尸骨未寒，新皇登基，留下一堆事总要有人干，一下子把人全轰走了，新来的人不熟悉工作，谁能替你干活？所以，所谓辞职，不过是客气客气而已。
　　
　　可是你要是不批准，就要拿出理由来，要好好表扬下这些人，一表扬，就是“组织鉴定”了，风声过了再秋后算账，怕是没这么容易了。
　　
　　你批准辞职，没人给你干活，甚至还会朝局不稳。你不批准辞职，就得肯定我们的工作，翻脸也就不好翻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这叫以退为进。
　　
　　朱祐樘不想和他们客气，但现在必须客气客气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所有的辞职朱祐樘统统不批，并且对这些人亲切接见，好言抚慰：你们这些年的工作成绩我都看在眼里，组织上对你们的工作态度和业绩还是肯定的，留下来好好继续工作吧。
　　
　　之后，再一段时间里，朱祐樘对这帮人做出殷切信任状，不但时常召见，经常出言勉励。于是，“纸糊三阁老”放心了，“泥塑六尚书”也放心了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个皇帝和他爹一个样，幸福生活还在继续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只是继续了一个月。
　　
　　成化二十三年十月，司礼太监怀恩奉朱祐樘之命，捧着一小篓奏折阔步走进内阁值班房，望着惊愕的三位阁老朗声问：“这些东西是谁写的？”
　　
　　只瞄了一眼，内阁首辅万安的脸，就成了猪肝色。
　　
　　从这一刻起，他知道，朱祐樘不再跟他客气了。
　　
　　怀恩捧着的那堆东西，说是“奏折”都叫寒碜，事实上，那是一堆指导朱见深如何过夫妻生活的理论文章，照今天的话说，是限制级成人文学。作品的作者，当然就是他。
　　
　　你万安党羽众多，根子扎的牢，不过这没关系，封建时代，伦理纲常就是高压线碰不得，大家背后里蝇营狗苟，表面上的道貌岸然还是要做一做的。别的事人家可以和你共同进退，这种传播淫秽文化的事，傻瓜才和你栓一条绳。
　　
　　万安吓得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下，然后怀恩再接再励，将御史言官弹劾怀恩的奏折当评书一般朗声阅读。万安面如死灰，颤颤巍巍跪了半天，最终等来一句话：快滚！
　　
　　万安怀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求助的眼光瞅着各位同僚：这里面有他的门生故旧，有他的“亲密战友”，可大家各个装没事人似的望天，就是没人替他说话。这种肮脏事，谁敢给你说话？
　　
　　万安就这么滚了，当然，他没没闲着，离京的路上还不忘记夜夜考察天文，观测天上跟官运有关的三台星有无变化，以确定自己能否官复原职。三台星终于还是没变化，这个成化朝时代第一闲人在家住了两年多，终于蹬腿见阎王，找他家“亲戚”万贵妃报道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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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不是大奸臣，也不是能臣，说到底，他就是个无用的小人。
　　
　　万安倒了，他的党羽自然跑不了，彭华、尹直等“模范”人物也相继被罢免，至于六部和地方的他的那些亲信，不是下岗就是法办。“纸糊三阁老”“泥塑六尚书”基本被清洗一空，有个人更是兔死狐悲，整天忐忑不安：刘吉。
　　
　　万安踉踉跄跄滚出朝堂的那一刹那，刘吉就认定自己完蛋了。多少年来，他和万安狼狈为奸，共同进退。万安做的那些坏事，他都没得跑。就说那献给朱见深的“夫妻生活理论指导文章”，他刘吉也没少写，不但流传于当世，甚至百年之后，还被大文豪王世贞收录在个人编选的文集里，可谓写出风格，写出水平，写得遗臭万年。
　　
　　甚至，在当时的官场上，刘吉的名声比万安还坏。万安最多是个“行政不作为”，刘吉就更了不得，不但紧跟万安罢工歇菜，而且粱芳搞经济，他也没少分油水，还特别擅长打击报复，凡是弹劾他的官员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他想办法死整。照着胡汉三的话说：吃我的东西，你得给我吐出来；拿了我的东西，你得给我送回来。
　　
　　这样的人，罢官滚蛋都算轻的，对于他，各类御史言官们更是口水漫天飞，弹劾的奏章炮弹一般地砸来，大有炸平刘吉家祖坟之势。
　　
　　很快，刘吉等来了关于他命运的裁决：升内阁首辅，总领百官。折腾半天，不降反升，相反摇身一变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。这般恩宠，难道是天上掉馅饼？
　　
　　朝臣们呆了，万安滚蛋了，彭华滚蛋了，粱芳下狱了，和他们蛇鼠一窝的刘吉反而升官了，这叫什么世道？
　　
　　刘吉自不必说，新领导的知遇知恩当然感激涕零，于是成天里瞧着领导眼色行事，跟屁虫似的跟在朱祐樘屁股后面，但是弹劾过他的官员，过不了多久又被他找机会打击报复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现在是首辅了，总领百官的人物。小人爬高位，不是祸害更大么。
　　
　　看似是这么回事，其实不是这么回事。
　　
　　首先在提升刘吉为内阁首辅的同时，朱祐樘不动声色的又做了两项任命：吏部右侍郎徐浦，礼部右侍郎刘健入阁，连同刘吉，组成新一届内阁政府。这两个人，都是朱祐樘从太子时代开始就分外倚重的能臣。从此以后，内阁的政务大事，基本都由他们两人操作，所谓内阁首辅刘吉，只不过是挂名的。
　　
　　这就是朱祐樘的苦心之一：刘吉虽说不干正事，也并不是不能干事，虽然心术不正，但处理政务的经验远远强于万安之流。还有一套自己的人际网。骤然彻底更换内阁班子，新提拔的干部虽然有工作热情，熟悉工作毕竟需要时间，而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更会带来很多抵触，让老干部配合一下，把新干部“扶上马送一程”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刘吉，正是合适人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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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怕刘吉陷害同僚？不会，刘吉这种人，只陷害领导不喜欢的忠良，领导喜欢的，巴结还来不及呢。事实果然如此，刘吉在内阁里夹起尾巴做人，凡事从不自做主张，充分发扬民主精神，密切配合二位同事工作。不但放手让权，还经常提建设性意见。从此，歇班已久的大明内阁，又开始隆隆地开动了。
　　
　　罢斥万安之流，是为了整顿官风。留用提拔刘吉，也是为了整顿官风。关键看怎么用。
　　
　　苦心之二，则是为了拨乱反正。
　　
　　既然要拨“乱”么，就要知道是怎么“乱”的，为什么“乱”，成化朝的“乱”是要拨，可上上下下盘根错节，早就结成攻守同盟了，派个不是一路货的人，只能被耍没商量。
　　
　　所以刘吉才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他既是这些“乱”的参与制造者，又是“乱”的了解者。好比满清大官僚曾国藩常说的话：以贼平贼，事半功倍。刘吉，就是个被招安的土匪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也有人建议防着刘吉会干纵容包庇欺上瞒下的事，但朱祐樘知道刘吉不会，倒不是因为此人热爱正义，而恰恰因为刘吉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：当年为了巴结朱见深，他可以整一切好人，今天为了巴结朱祐樘，他同样可以毫不留情的整一切坏人，包括他的“亲密战友”们。在六亲不认这条上，他比包公还“铁面无私”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在刘吉一番上窜下跳后，一大批成化朝时代劣迹斑斑的官员遭到了惩办查处，许多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，许多劳民伤财的苛政得以叫停，许多曾遭排挤陷害（包括被刘吉本人陷害）的忠臣良将得以平反复职。当然，刘吉也没忘了干点公报私仇之类的“日常工作”，但总体说来，干得还算不错。
　　
　　比如拨乱反正的事里，最难干的就属所谓“平反昭雪”了。蒙冤的忠臣你要平反，否则以后谁给你当忠臣。可你要冒冒失失地平反了，也就证明你爹错了。封建时代谁都可以错，惟独皇上不能错，否则“皇上的威信在群众中下降”，那就要影响社稷安稳了。
　　
　　所以历代皇帝给本朝忠臣平反的时候，都要小心翼翼，既要表扬忠臣，又得把黑锅转到奸臣小人身上来背，绕来绕去总免不了让先皇“丢人”。可刘吉办这事，却用了另一种办法。
　　
　　比如成化朝曾有个叫贺钦的给事中，是个出名的能臣，就因为阻止朱见深“弘扬佛法”，被一撸到底轰回家。这样的人，平反容易，既平反又要保住朱见深的面子，貌似有点困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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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刘吉办到了，他是这么找平反原因的：“先帝（朱见深）是很欣赏贺钦的，但是为了能让他多加历练，所以才让他经受磨难，以成大任。现在请皇上启用他，也是为了不辜负先帝的苦心嘛。”
　　
　　既保住老爹面子，又“落实政策”，可谓皆大欢喜。当然，什么“朱见深的苦心”，全是拍马屁，鬼都不信，也只有刘吉这种小人能说出口。这就是小人的工作水平。
　　
　　在查办奸佞这条战线上，刘吉同样做得不赖，主动检举揭发，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惩治腐败。在他的“积极表现”下，一批成化朝的蛀虫遭到惩办，国家更追回了大量赃款。最倒霉的是山东、河北、江苏的几位地方官，他们都是刘吉多年的亲信，那些破事刘吉更没少参与分红，可法网一撒照样全倒霉，刘吉却摇身一变做了“污点证人”，做沉痛状向朱祐樘“交代问题”，朱祐樘总是好言抚慰：改了就好嘛，组织上还是相信你的。
　　
　　刘吉拨乱反正的事基本都是用这种方式办的，说他滑头也好，无耻也罢，总之事办成了，也全是正事好事。所以，那几年虽然许多人骂他，好些人轮番上奏折弹劾他，可人家官越坐越稳，终于混了个新名号：刘棉花（不怕弹劾）。
　　
　　还是那句话：无用的小人滚蛋，有用的小人为什么不用一用？朱祐樘就用得不错，恰如那句古诗所言：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
　　
　　没能耐的皇帝，好人也没法干好事。有能耐的皇帝，小人也能干好事。这就是朱祐樘与他父亲的区别。
　　
　　整顿了纸糊的内阁，泥塑的六部当然也跑不了。还没等朱祐樘发话，言官弹劾的奏章再次满天飞，成化朝时代的部长们，统统被骂得体无完肤，几个最该骂的相继滚蛋了，比如吏部尚书李裕、刑部尚书杜铭、右都御史刘敷，都是成化朝时代混了多年的吃货，统统卷铺盖滚蛋。
　　
　　但是子弹不长眼，不该挨骂的人，也被骂了。比如当年六个泥塑尚书里仅有的明白人：礼部尚书周洪谟。
　　
　　不管怎么说，礼部尚书周洪谟是不该受到指责的，他有缺点，看上去很“软弱”，从不和不良现象正面冲突，他也很会拍领导马屁，很会和内阁大员们搞关系，说了很多违心话，办了很多违心事。可别人这么做是为了混事，周洪谟这么做，是为了做事。
　　
　　那些年里，低调的他也做了很多事，抵制权贵的土地兼并，配合地方官整治跋扈的采办太监，劝说朱见深停止劳民伤财营造宫庙，在这个位置上，他做了一个有责任心的能臣可以做的一切，更重要的是，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是在他的安抚政策下平定的，荆襄流民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得以合理安置的，仅这两条，他已功德无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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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而那些弹劾他的人，在那年头里，或者什么事都没有做，或者比周洪谟更过分。那些所谓义正词严的弹章，代表的并不完全是光明与正义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弹劾周洪谟的奏折，其内容写得也非常搞笑：不是说周洪谟和万安是老乡，就是说周洪谟妄议“御制文字”（即朱见深的亲笔墨宝），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理由，总之是为骂而骂。
　　
　　但朱祐樘是个明白人，他更清楚周洪谟与那些“泥塑”的区别。于是，那些满纸荒唐言的弹章统统被朱祐樘扔进了垃圾堆，当然，为了应付舆论压力，升他官是不可能了。于是周洪谟被罚了两个月俸禄，留任原职。
　　
　　感激于朱祐樘既往不咎的周洪谟抖擞精神继续干活，身为礼部尚书，他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，狠抓人才培养，也没忘了管闲事，比如广东郁林发生民乱，又是他上书请旨安抚百姓，使暴乱地区重新恢复了和平。总之，皇帝在变，时代在变，周洪谟还是那个周洪谟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比较起来，这些都是小事，在他最后的官场岁月里，他还干了一件大事：厘正祀典。
　　
　　所谓厘正祀典，就是要确定祭祀的规模、人数、编制以及财政预算。周洪谟当了数年礼部尚书，朱见深常年从事“封建迷信”活动所带来的灾难，他看够了，也受够了，他也知道，指望当皇帝的自己廉洁自律，那是相当的不靠谱，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条：完善制度。
　　
　　于是从弘治元年开始，在征得朱祐樘同意后，六十七岁的周洪谟将人生所有的心血投入到这部祀典的编制中，他博览群书，旁征博引，夜以继日的工作，终于编制出一部足够庄严神圣，又节俭实用的祀典，从此以后，明朝皇帝的“封建迷信”活动终于有了制度上的限制，所谓想修庙就修庙，想占地就占地的荒唐事也少有发生了，就连几十年后那位信奉太上老君的嘉靖皇帝，也正是迫于这部祀典制度的限制，只能缩在深宫里自己胡搞，终不能为所欲为肆意劳民伤财。按照现在许多“唯物主义”者的说法，周洪谟干的同样属于“封建迷信活动”，但是从爱惜民力的角度说，在那个时代里，这是一次惠泽苍生的“封建迷信活动”。
　　
　　任何一个时代，所谓盛世，指望道德是相当不靠谱的，只有制度，以及正确的执行制度，才能相对的靠谱，这正是周洪谟的贡献。但这并非是弘治十八年唯一的贡献，在往后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更多的事也同样如此。
　　
　　补充说明一下，周洪谟所做的这部祀典，不仅成为后世明朝诸君的祭祀规范，更成为代明而起的清王朝的祭祀规范。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政府性的祭天活动：1916年袁世凯在太庙祭天，也同样是沿用这套规范进行的。作为规范的制定者，他的姓名今天已然陌生，但其心血流传若此，他的人生已无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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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弘治元年十月，无憾的周洪谟已然身心具疲，他终于再次向朱祐樘请求辞职，这一次朱祐樘允许了他。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，他确实应该歇歇了。
　　
　　按照一般官员退休的惯例，封赏，返乡归养，安享晚年，都是正常的举动。退休的周洪谟，却做出了不正常的抉择。
　　
　　他没有回老家四川长宁县，而是来到了家乡所属的四川叙州府。当然不是为了贪图大城市的繁华，他将自己所有的积蓄，连同退休时朱祐樘的封赏，统统拿出来做一件事：办学。按照他的话说，搞教育既是为了“有裨风教”，更是为了“以正人心”。他把人生的最后热血都奉献给了当地著名的学府：翠屏书院，在之后的岁月中，这所书院始终是四川著名的文化圣地，英杰辈出，许多的青年俊才从这里走出苍茫的群山，然后改变了山外的世界。
　　
　　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。周洪谟没有这么说过，却用一生做到了。弘治四年二月，积劳成疾的周洪谟与世长辞，享年七十一岁。临终前还心忧朝廷，为朱祐樘上了《安中国定四裔十事疏》。噩耗传来，朱祐樘深为悲痛，特命官员前往致祭，并赐名为“文安”。
　　
　　是呵，文安，文安，与文化教育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周洪谟，此时终于可以安息了。
　　
　　而在离他千里之外的湖北省，根据勋阳都御史郑时的上奏：周洪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，“流民万户，尽做婴儿啼。”
　　
　　即使到今天，去四川或湖北或者广西一些乡镇旅游时，游客们依然可以发现保存完好的周洪谟祠堂，而且历经数百年，当地居民依旧时时拜祭，香火不绝。
　　
　　对于这位“泥塑”尚书，这位在弘治朝初年饱受了诸多口水与非议的官员，这位今天依然被许多“历史学家”评价为“无能”的老臣，关于他的评价，上述的这一幕幕已足够。
　　
　　所以虽然他不是主角，但我依然在有限的篇幅中用尽量详细的文字记录下这个人，只因周总理曾说过的一句话：心里，要装着老百姓。
　　
　　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走了，然而更多的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留下了，来了。
　　
　　惩办了奸臣，赶走了小人，平反了冤案，这些说到底都是“拨乱”的内容。要换血，只拨乱不够，还要“反正”，这是需要人才的。于是，众多的人才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。
　　
　　内阁还处于过渡阶段，但是六部已经迎来了两个牛人。这两个人，照着土匪片里的台词说，是两只洞庭湖上的老麻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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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吏部尚书王恕、兵部尚书马文升。这两个人，一个管人事，一个管国防。朱祐樘用他们，目标也很明确：一个整顿官场，一个整顿部队，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。刚即位的时候根基不稳，还要客气客气，现在内阁运转良好了，万安之流滚蛋了，当然也不用客气了。
　　
　　说他俩是老麻雀，原因是俩人在进京的时候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：王恕七十一岁，马文升六十一岁，全是混迹官场多年的人。当然，在这之前，都混的不咋地。
　　
　　原因在于两个人都有共同的毛病：犯小人。比如王恕，长期从事地方工作，体恤民力爱抚百姓，走到哪里都能造福一方，堪称是明朝“最佳地方官”，可偏偏就是和小人过不去，和粱芳斗，和妖僧继晓斗，明知实力不如对手，却终究誓不低头。斗来斗去官越做越小，直到成化二十二年被勒令退休。马文升也差不离，作为军事官员，他常年从事战斗工作，汪直在边境上惹了事，还都是他给擦屁股。可就这样还是得罪了汪直，被罢官回乡。
　　
　　现在二位老麻雀雄赳赳气昂昂回来了，虽然历经沉浮，依旧斗争不减，上任就出杀招。王恕管人事，一出手就搞大考察，上至中央五品以下官员，下至地方大员全在考察之例，然后又更尽一步，接着把京城内外所有的官员也都划到考察范围，合格的留任，优秀的升官，不合格的滚蛋。仅浙江一地，在弘治元年七月就有一百五十八名官员被清退。一省尚且如此，全国可想而知。
　　
　　马文升更不差，严查军队腐败，专抓大蛀虫，干的事和王恕差不多，手段更狠，犯到他手里想滚蛋都不成，坐牢没商量。
　　
　　这一下可好，京城里大小官员全乱套，送礼的，威胁的，说情的，天天挤破头皮。可两位老麻雀油盐不进，谁威胁？看看谁狠！谁送礼，就先治你！
　　
　　两位老麻雀还给朱祐樘提议：要建立严格的干部选拔制度，六部的干部举荐由各部负责，地方的干部举荐由地方巡抚负责，有敢送礼请托的统统法办，举荐人员不合格的，连同举荐人一起惩办。两人还建议：干部选拔问题责任重大，要不皇上你也辛苦辛苦，亲自把关？
　　
　　这就叫制度反腐。
　　
　　朱祐樘一切照准，还在文华殿上贴上全国所有京官以及六品以上地方官员的简历资料，亲自核查，严格把关。如此，成化朝积累下来的垃圾一扫而空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这两位心里装着老百姓的老麻雀，之所以能得到朱祐樘赏识，也要拜一个人所赐：怀恩。
　　
　　自从凤阳回来后，怀恩一天都没休息过，人事调整，纠正弊政，样样工作都得替朱祐樘分担，司礼监天天加班加点不得消停。但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：推荐人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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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恕和马文升都是怀恩的铁哥们，当然不是唯一的铁哥们。作为一个几经沉浮的老宦官，怀恩看人眼光极准，他所推荐的人才，固然与他私交不错，却都能做到人尽其才，人尽其用。比如刑部尚书何乔新、户部尚书李敏，都是由他举荐的，这些人也同样将在弘治朝的各类活动中成为中流砥柱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新鲜血液不断输入到帝国的肌体内，史称这段时期“正人汇进”，作为举荐人，怀恩功不可没。
　　
　　大明帝国这个疲惫的病人，在一系列的换血中，逐渐排除毒素，重新焕发出健康的活力。
　　
　　大明帝国的健康日益恢复，怀恩个人的身体健康，却已然到了尽头。
　　
　　他已经七十多岁了。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何况又经历了这么多沉浮起落，在凤阳吃了这么多年苦，他就像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，只是怀着梦想艰难运转着。
　　
　　此时，他的梦想已实现，然而他的身体，却再也承受不住了。弘治元年，七十多岁的怀恩，像一只燃尽的火把那样无可避免的衰竭，最终熄灭了。
　　
　　他身为忠良之后，历世三朝，几经起落，却矢志不改。他保护了年幼的朱祐樘，帮助他从黑暗中走向光明，然后自己迎着光明消逝。他是含笑而去的，作为一个为梦想生活的人，他已无憾。
　　
　　朱祐樘悲痛万分，赐其名为“显忠”，厚葬。我相信，这个名，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。
　　
　　很抱歉我对于他的记录不够精确，甚至在他去世时，我也只能用“七十多岁”这样的虚数，连他去世的具体月份都搞不清楚。因为中国的史官向来是鄙视宦官的，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极度鄙视，对于他们的着墨自然不多。但我认为，这其中许多人的人品道德，甚至不如这位伟大的宦官，比如参与修《明史》的清朝大“学者”徐元文，其本人就是个贪污腐败纵容子女横行的刁官，又有什么资格鄙视人家。
　　
　　即位不到一年的光景，朱祐樘已经失去了很多人：有恩人，有仇人，有好人，有坏人。得到许多，失去许多，励精图治的梦想，却才刚刚上路。
　　
　　他心还有一个仇恨没有了结：万贵妃。
　　
　　万贵妃已经死了，但她的宗族还在，势力还在，一堆本家亲戚还占据着要职。这笔账，是要好好清算的。
　　
　　其实这也是朝臣们共同的心声，自从即位以来，要求彻底清查当年纪淑妃被害案的声音就从没断过。朱祐樘的动作也很快，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即位，五天后就把万贵妃的亲属万喜、万达、万祥统统降职，下狱查办。可之后很长时间就没有了动静，大臣们激动了，有说要彻底清查幕后黑手的，有说要将万家满门抄斩的，总之是义正词严，群情激昂。